黨的二十大提出 ，“構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部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任務時強調
，“加強稅收、社會保障 、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
” 。這些要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有助于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與普惠性
、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更好銜接起來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顯著縮小收入差距 ，既是“十五五”時期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階段性要求
，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進共同富裕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更長期目標。與此同時，改善收入分配還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 ，破解經濟增長的需求側制約 。

　　改善收入分配面臨的緊迫任務

　　得益于扎實穩固的民生保障和改善、脫貧攻堅戰略的實施以及成果的鞏固拓展
，我國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明顯改善，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共享發展的成效作出貢獻
。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末期 ，即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，居民對改革開放和發展成果的分享
，主要靠的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做大“蛋糕 ”效應，同時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例如 ，反映城鄉差距的收入比率（以農村居民收入為1）
，從1982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最高點3.14；反映城鄉居民整體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1982年的0.285提高到2008年的最高點0.491 。在達到最高點之后 ，隨著一系列改善收入分配政策的實施
，城鄉居民收入比和基尼系數分別下降到2024年的2.34和0.465
。

　　黨的二十大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按照這一要求 ，實質性縮小收入差距仍然任重道遠 。改善收入分配面臨的現實任務
，是有效緩解居民收入的增長壓力，補足民生保障的短板弱項。一般認為 ，城鄉收入差距至少要在2.00以下 、基尼系數要在0.4以下
，才能表明一個社會具有比較均等的收入分配格局
。

　　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兩個指標看，近年來發生了一些趨勢性變化。在統計意義上 ，城鄉收入差距是整體收入差距的一個組成部分，整體收入差距分別由城鎮內部收入差距、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和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構成 。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末收入差距達到最高點之前
，城鄉收入比率的變化同基尼系數保持高度一致
。在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兩個指標均開始降低之后的時期，一方面 ，城鄉收入差距的降低幅度更大
，且保持持續降低的趨勢，表現之一便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始終快于城鎮居民收入；另一方面 ，基尼系數降低幅度相對小
，在降低到2015年0.462的最低點后，便處于徘徊的狀態。相應地 ，城鄉收入比同基尼系數的變化軌跡出現分野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不再以同樣的程度帶動整體收入分配的改善 。

　　如果城鄉之間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縮小幅度 ，均大于整體收入差距的縮小幅度
，意味著城鎮內部的收入分配改善相對滯后
。聯合國大學發展經濟學研究院的數據，印證了中國收入分配的這種分化趨勢 ，也支持由此推論出的相關結論，更直接給出了城鎮內部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數據依據。例如
，從2015—2020年期間的基尼系數看，全國和農村分別降低了3.9%和5.0% ，城鎮提高了1.4%；帕爾馬指數（最高10%家庭與最低40%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率）全國和農村分別降低了6.4%和6.8%
，城鎮提高了3.9% 。近年來，城鎮收入分配改善不明顯的情況 ，與結構性就業矛盾
，特別是自動化沖擊崗位和平臺就業權益保障不充分，均有密切關系 ，如果不能良好應對
，人工智能的廣泛滲透不可避免會進一步加劇這種局面
。

　　更加突出再分配政策的必要性

　　改善收入分配，需要初次分配、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同時發力
、協調配套。誠然 ，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等重要目標
，都需要在初次分配領域發力 。然而在更短的時間區間達到共同富裕方面的更高目標，僅僅依靠初次分配領域的相關機制則力有不逮
。作為一個規律性的趨勢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時期，特定的分配領域面臨更突出的短板
，需要與時俱進地改變政策優先序。當前，再分配領域應該被賦予更為優先位置 。因此 ，從“十五五”時期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
，加強再分配的作用是突出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必然要求。

　　勞動力市場兩極化以及收入差距擴大，實際上是一種市場失靈現象
。在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的過程中 ，資源需要靠要素市場化配置
，勞動力要素也不例外?！皠撛煨云茐? ”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必要機制，而創造性和破壞性通常是相伴而生
、相反相成的 。一方面 ，勞動力市場本身并不會自動產生促進生產率分享的“涓流效應
”
，在那些處于技術創新前沿的行業就業、技能符合市場需求的勞動者從創造中獲益的同時，在低生產率行業就業 、技能與技術進步不相適應的勞動者 ，則在破壞中成為受損者
。另一方面
，由于勞動力這種要素承載于人本身，不應像其他物質要素那樣被“市場出清”或“破壞 ”。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保障網建設 ，以及具有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，是矯正勞動力市場失靈的必要制度安排 。

　　在人工智能發展和應用這一顛覆性技術進步中
，創造性與破壞性并存的性質表現為對勞動力市場的“雙刃劍效應”
。一方面，新技術可以大幅度增強勞動者的能力 ，使其從事以前不能勝任的工作任務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工智能具有就業創造的功能。另一方面 ，旨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技術應用
，往往會導致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要素投入減少，產生就業破壞的后果 。在技術進步和結構變革過程中 ，就業創造和就業破壞都不可避免
，只要就業創造大于就業破壞，就可以取得積極的初次分配效應
。例如 ，在2012—2024年期間
，中國城鎮累計新增（或毛增）就業崗位1.67億個，其中有累計5300余萬個崗位流失 ，累計凈增就業崗位1.13億個。人工智能將前所未有地提高生產率，也難免前所未有地沖擊就業 。對于勞動者個人來說
，無論具有怎樣的教育背景，都可能遭遇就業沖擊 ，必要的選項是從再分配領域入手
，進行普惠性的社會保護
。

　　迄今為止，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仍然高于0.4 ，說明初次分配不足以完全消除收入差距。放棄“涓流效應
”的幻想
，必然要求確立影響收入分配的政策取向，從加大再分配力度出發 ，完善社會政策和推動制度建設
，形成分好“蛋糕”的機制 。大多數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素以通過再分配大幅度降低收入差距著稱。在進行再分配之前 ，這些國家的市場收入基尼系數平均為0.473
，在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實施再分配之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平均下降到0.324 ，意味著再分配使不平等程度下降了31.4%
。智利
、哥斯達黎加、墨西哥和巴西等國則是反例，由于這些國家再分配力度甚微
，僅使平均基尼系數降低9.8%，使其與其他OECD國家產生巨大差別 ，市場收入基尼系數平均高出3.8%
，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則高出36.5%。

　　推動完善再分配功能的制度建設

　　改善收入分配的直接目標是縮小收入差距，更全面的目標則是縮小乃至消除生活品質差異 ，使全體人民更加均等地分享現代化建設的成果 。再分配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和應該采用的手段
，既包括調節收入分配制度，更主要地體現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上
。具體來說 ，就是以幼有所育 、學有所教
、勞有所得、病有所醫 、老有所養、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為目標
，圍繞以生育、養育 、教育為核心的人口生育支持政策，以就業
、保障、培訓為核心的公共就業服務 ，以養老 、助老為核心的應對老齡化政策
，以醫療衛生
、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保障性住房政策等 ，在全生命周期中為居民提供更多 、更好
、更均等、更普惠的公共品。

　　各國現代化的一般經驗表明，如果說在較早的發展階段上
，生活水平改善和勤勞致富主要依靠來自市場的私人收益的話，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 ，人民生活品質改善越來越大的部分
，則來自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擴大 、數量增長和質量提升 。正如著名的“瓦格納法則 ”及其當代版本所揭示的那樣，一個國家的更高發展水平 ，通常對應著更高的政府社會性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
，而這個政府支出正是以基本公共服務形式所進行的再分配
。例如，中國作為聯合國1990年發布人類發展指數以來 ，唯一從“低人類發展水平
”組
、跨過“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組、進入“高人類發展水平 ”組的國家
，主要得益于高速增長時期人均GDP的大幅度提高。隨著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 、中國人類發展指數的進一步提高，盡快躋身“極高人類發展水平
”組 ，需要更加依靠教育和健康這兩個發展因素的貢獻 。

　　這個規律也為OECD國家實施再分配政策的效果所證明
。在這些國家
，采取轉移支付方法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比通過稅收達到的效果要明顯得多。例如 ，根據OECD官方數據計算其中23個國家的算術平均值，2018年轉移支付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
，大約是稅收效果的3.5倍 。誠然，中國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潛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掘 ，如果中國的直接稅占稅收比例與國際水平更趨一致
，可通過對過高收入的調節，產生可觀的再分配效果
。按照普惠性、基礎性
、兜底性的要求 ，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夠完善
，尤其是在老有所養方面存在著不少短板和堵點。通過拓展公共品的內涵和外延，更多更好地使用轉移支付手段保障和改善民生 ，歸根結底是調節收入分配
，以分好“蛋糕”來支撐做大“蛋糕 ”，是實現公平與效率有機統一的重要途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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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