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 ”規劃建議明確部署 ，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
，涵蓋人口服務體系 、積極婚育觀
、生育保險制度、托育服務等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指明了人口工作方向和重點任務 。當前 ，我國人口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少子化 、老齡化
、區域人口增減分化趨勢性特征明顯
。生育是人口變動的初始環節，強化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頂層設計 ，既是應對低生育挑戰的關鍵舉措
，更是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夯實中國式現代化根基的必然要求。

　　全球范圍內，低生育率應對已成為普遍性難題 ，但我國面臨的挑戰更具特殊性 。聯合國人口司數據顯示，2023年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1的國家或地區超過55%
，低于1.5的比例達20%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人口轉變速度更快 ，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人口轉型歷程
，而且生育水平下降并未止步，呈現出“低意愿 、低水平
”的新特點。調查顯示 ，當前育齡人群理想子女數約1.8個
，實際打算生育數約1.6個，而現實生育水平僅為1.1個左右 。我國快速發展
、日益嚴峻的低生育水平 ，進一步加劇了人口結構失衡和經濟社會發展挑戰
，政策應對的緊迫性加劇、窗口期更短 、任務更重
。

　　面對人口發展新形勢，黨中央高度重視人口發展問題 ，將生育支持納入優化人口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
，政策體系從方向轉變、零散探索向系統構建
、優化完善的逐步邁進，初步構建起國家統籌、地方創新的生育支持格局。2015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在《關于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中 ，首次提出建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標志著生育支持從概念走向實踐；2021年《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出臺
，明確將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作為頂層設計目標 。2022年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7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從財政
、稅收、保險 、教育
、住房、就業等綜合領域提出一攬子措施 ，形成經濟補貼 、服務保障
、權益維護的政策框架；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
，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對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完善提出了新要求 ，作出了生育補貼、基本生育和兒童醫療 、普惠育幼服務等新部署。隨后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
，進一步細化托育服務
、生殖健康、女性就業等配套舉措，推動政策持續完善升級
。各地積極探索 ，支持育齡群眾和家庭實現更自由充分的生育選擇。如浙江 、廣東等地將輔助生殖技術費用納入醫保報銷
，北京、上海加大普惠托育機構建設，江蘇
、四川發放育兒補貼 ，政策覆蓋維度不斷拓展 。

　　人口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石
，而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系統性重塑，是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長期且基礎性工程
。盡管生育支持政策取得階段性進展 ，但仍存在制度缺位、協同不足等突出問題，難以有效緩解家庭生不起 、養不好
、生不出的焦慮
，與滿足家庭美好生育需求仍存在差距。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負增長的初期階段 ，唯有精準識別家庭需求
，以更大決心、更實舉措及時調整政策方向，推動生育支持政策從量變到質變 ，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 。要以積極社會政策理念為引領
，以解決家庭實際困難和生育服務保障為核心，從理念 、制度
、責任、配套等維度全面發力 ，構建制度完善 、責任明晰
、協同高效的生育支持新格局
，為人口高質量發展注入長期穩健動能，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堅實的人口支撐
。

　　轉變政策理念 ，從福利負擔到人力資本投資。理念是行動的先導 。應摒棄將生育支持視為社會負擔的傳統認知
，樹立生育支持是發展性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理念
。堅持全生命周期視角，將生育支持延伸至婚嫁、生育 、養育
、教育、養老全鏈條 ，不僅解決生的問題，更要緩解婚育 、教育、養老等焦慮
，如加強婚戀服務
、規范校外培訓、完善養老托育聯動機制。突出性別平等導向，推動男性參與育兒 ，建立彈性育兒假制度
，探索父親育兒補貼，從制度層面減輕女性職育平衡壓力 。強化人口安全意識 ，將生育支持納入總體國家安全觀
，通過穩定生育水平 、優化人口結構，防范人口規模過快減少
、老齡化程度過高帶來的經濟社會風險
。

　　構建核心制度 ，筑牢生育保險、照護服務 、生殖健康的三大支撐。制度是政策落地的保障 。聚焦家庭養不起
、沒人帶、生不出的核心痛點
，建立三項基礎性制度，形成生育支持的四梁八柱。建立覆蓋全民的生育保險制度 ，統一生育保險待遇標準
，建立國家財政 、企業繳費
、個人繳費的多元籌資模式，減輕企業負擔 ，避免因成本轉嫁加劇女性就業歧視
。建立供需兼顧的嬰幼兒照護服務制度，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深入開展托育服務補助示范試點，發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體化服務 ，有效降低家庭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建立全流程保障的生殖健康服務制度
，將不孕不育檢查、輔助生殖技術費用納入醫保統籌范圍 。加強育齡人群生殖健康科普，將婚前檢查 、孕前優生健康檢查納入免費公共服務 ，從源頭降低不孕風險
。

　　明確責任分擔
，形成國家
、用人單位、家庭協同機制。生育成本的合理分擔，是政策可持續的關鍵 。根據誰受益 、誰投入原則 ，明確各方責任
，避免成本過度向某一主體轉嫁
。國家承擔基礎性責任，建立生育支持財政投入長效機制 ，明確生育支持支出占GDP的比例并逐年提升。用人單位履行社會責任
，通過稅收減免、社保補貼等政策，鼓勵建設托育設施
、落實育兒假制度 ，建立生育成本分擔基金，將生育友好程度納入社會責任評價體系
，引導其積極參與生育支持 。家庭發揮主體作用，通過宣傳引導 ，營造適齡婚育、優生優育的家庭文化
，鼓勵家庭內部代際支持，明確倡導積極的婚育觀 ，引導家庭理性生育
。

　　強化配套銜接
，發揮教育 、住房
、就業等政策的綜合作用。生育問題并非孤立存在，需與教育、住房 、就業等宏觀政策協同發力 ，形成政策合成效應 。在教育領域
，系統性重塑教育體制，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均衡配置 ，促使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家庭需求
。在住房領域
，對多子女家庭給予購房優惠
、優先安排保障性住房，如提高公積金貸款額度、降低首付比例 、發放購房補貼 ，進一步規范住房租賃市場。在就業領域，出臺反就業性別歧視條例
，明確企業招聘
、晉升中不得歧視育齡女性；建立女性再就業培訓基金，為生育后重返職場的女性提供技能培訓；推廣彈性工作制、遠程辦公等靈活工作模式 ，有效促進育齡群體工作和家庭平衡 。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